三百年前的gay bar——伦敦莫莉屋
今日考察gay bar。对于国度众多且个个惹眼的欧罗巴大地，我们常以“气质说”来做最为便捷的入门分类。比如提到俄罗斯时会联想到肌肉粗壮把伏特加当白水喝的海员，还最好是独臂的，于是“战斗民族”的称号就来得理所当然。与此同理，大概可以得出英国保守、西班牙热情、德国严谨、意大利和法国浪漫的印象，说起来当我们在儿童读物中第一次知晓这些国家时，书里面的配图好像也在有意无意地展示这样的国家印象。
有趣的是，这样的国家印象里是带有一定的性别指涉的。俄罗斯和英国会被自然地指向男性形象，很可能是士兵和绅士，法国和意大利则会被多少认为有些女气。你可以说这样的推测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可以辩称这和星座一棒子打死一船人的做法没什么两样。
今天的考察可以视作一次国家性别形象的推倒，它展示了一个有些“女气”的英国。其实除了两百多年前的伦敦莫莉屋，几十年前也有这样的表现：华丽摇滚的风潮中，英国乐队的性别模糊看起来要比美国乐队的自然得多，甚至卢·里德的华丽摇滚扮相就是在大卫·鲍伊的指点下完成的。有乐评人指出，纽约娃娃乐队（New York Dolls）的扮相总有那么点生搬硬凑的意思，比起有易装传统的英国人，这显然不是他们的强项。对啦，易装传统。卷长假发和紧身裤不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英国那有些“女气”的一面么？
在历史考试中受过苦难的朋友们都知道，文艺复兴以降的欧洲，大概每个大国都要乱上一段时间。英格兰的混乱大体发生在17世纪，克伦威尔革命、英格兰共和国、查理二世复辟、光荣革命……还不算上中间伦敦的两次大难：1665年的瘟疫和1666年的大火。
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常废墟上，伦敦的妓院文化蓬勃发展。到这个世纪的中段，对妓院这种被认为亵渎宗教之事忍无可忍的英格兰官方终于开始了大规模清理，甚至弄出1668年的妓院暴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事件。隔三差五地就会有妓女、老鸨或嫖客被带到法庭受审，一旦罪名成立，刑罚还颇为严重。但是当事人们好像并没有因此而恐惧却步，受到妓院暴动影响最大的老鸨之一Damaris Page甚至还写了一封不无讽刺意味的《穷妓女请愿书》给查理二世的情人Elizabeth要求搭救，之所以是要求而不是请求，是因为这位Elizabeth自己也经营着几家生意红火的妓院。
《穷妓女请愿书》
所以，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世界上最早的同性妓院开在伦敦，但17世纪伦敦城里热衷同性性行为的群体俨然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亚文化势力。现在白金汉宫这块地在三百多年前就是开同性妓院的，而伦敦不少街道名也在暗示这里的出入之人和所行之事，Maiden Lane（少女小径）是传统妓院的聚集地，Cock’s Lane（这个应该无需翻译了）则指代同性妓院，并且这两个地方离得还挺近。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同性间的性行为在当时更多地还只是指这种行为本身，其背后的身份含义还没有被重视起来。也即是说，“男同性恋”（在当时被称作molly）仅仅指代同性间的性行为这种行为（what you do），而不怎么涉及同性恋者这个身份（what you are）。所以也就不难解释，当时从着装上把自己改造成女性的异装癖者或对同性产生性欲望的人（也即在同性恋行为发起时较为主动的一方），并不介意和自己发生性行为的同性的性取向。有些比较女气的人会上街勾搭海员或士兵，因为觉得他们有自己需要的男性气质；有些已经娶妻的人大大方方地把自己拥有同性情人的事实告诉老婆，并认认真真地分析两种性体验各自的美妙之处。
而且，相比较于由女性充当服务方的妓院，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更加你情我愿。双方都能从中得到享受，因此也就少有金钱的交易牵扯其中。我们现在用同性妓院这个词，更多地指这些并无买卖的同性性行为的发生场所。
不管对于同性的爱慕和渴求多么热烈，这始终是一种在任何情境下都可能被检举揭发、送检审判、身败名裂的行为，所以选择合适的场所就成了一件尤为重要的事。17世纪时的剧场是个热门的场所，许多当事人就在戏班子里混饭吃，往往是台前观众席的啪啪啪声刚落，幕后道具间的啪啪啪声就渐起。幕后的故事往往比台前精彩，这也算是个佐证。
热烈的伦敦剧院内景
一块幕布毕竟遮不住火，同性相奸的恶名传到官方的耳朵里，再加上那么多反对、指控和谩骂的声音，官方终于下决心整顿了。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原因，不少贵族甚至王室的成员都被卷入同性性行为的丑闻之中，但这些位高权重的人轻易碰不得，所以需要一个特定的组织正名和赋权。
一个类似于风纪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就这么成立了，但其成员的执法方式却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在英格兰这样一片还算重视证据和程序正义的土地上，委员会成员竟然大量地使用钓鱼执法，放到同性性行为这件事上，就是要确保捉奸在床。爱德华·瑞格比船长（Captain Edward Rigby）就是最早中招的人之一，他在1698年因为涉嫌参与同性性交而被送上军事法庭，最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但风纪小组的人却盯上了他，这年的11月，一位名叫威廉·明顿（William Minton）的19岁男孩被任命为瑞格比的“猎物”，他先是陪着瑞格比参加了11月5号的伦敦花火大会，随后的几天又和瑞格比相约旅馆，钓鱼执法的鱼塘就设置在这里。
爱德华·瑞格比
旅馆里的瑞格比坐在明顿的大腿上，激烈地索吻，然后深情款款地问“我能不能操你”，当明顿严词责问为什么他能想象同性之间发生这种事时，瑞格比用上了名人的例子，指证法国和俄国的君主都参与了大量的同性性行为，希望以此减轻明顿的罪恶感，因为明顿实在已经让他“饥渴到了顶点”。正是在这是，明顿喊出了那句警报暗号“威斯敏斯特”，守候多时的士兵马上闯入了捉奸现场。
即使“位高权重的人也在和同性做爱”这样的传闻能给当事人们一些安慰，但风纪小组严打的残酷局面和社会大众不理解的声音还是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他们意识到，在没有任何安全保证的旅馆里相约，简直和在大庭广众之下云雨没有两样。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更加安全的场所，伦敦莫莉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克洛赫地区主教捉奸现场
说是诞生，但这样的地方不可能轻易承认自己的身份，更不可能高挂招牌招徕顾客。所以茉莉屋可以是任何地方，可以无处不在。这个阶段，伦敦的咖啡屋和小酒馆成了茉莉屋的常用身份。这些地方适合各种类型的同性交际，如果想有社交这一步，就坐下来喝杯咖啡或小酒，慢慢地谈天；如果要速战速决或物色对象，咖啡屋酒屋里也有足够的对象和观察的时间，从而避免到了房间却发现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却骑虎难下的尴尬情况。
这些茉莉屋也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在提供社交场所的同时做起了组合式生意，为郎情郎意的爱侣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在一些咖啡馆和酒馆的后街后巷中就藏有一些隐蔽空间，店主往往在里面放置床铺，供同性恋者们进一步深入地彼此了解。当然，门口也配备了专门的守卫，确保屋中人的安全。
这样的场所不仅为同性性行为提供了便利，也使原本松散的同性恋群体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聚合，同性恋者们在茉莉屋中结成了松散的社会团体，但与现在的同性恋团体从事平权运动不同。当时的伦敦同性恋团体最为期待的是一种名为“节庆夜”（Festival Night）的活动，“节庆夜”里，这些各行各业的同性恋者们会聚集起来共演一出妇女临盆的戏。一人扮演即将临盆的妇女、一人扮演接生婆、一人扮演牧师、几人扮演亲属、几人打打下手、剩余的人充当各种各样身份的路人。接生婆会充当起指挥官的角色，而孕妇和家人则负责挑起现场的紧张气氛。当所有人的情绪都达到高点时，接生婆从孕妇的裆部取出一根象征新生儿的木棍，然后在众人殷切目光的期盼下将其交给牧师，牧师立即为孩子行洗礼。这样，所有人借男女结合、生产、婴儿受洗的传统家庭相亲相爱桥段暂且逃离的宗教约束带来的良心不安。而且这出戏还演得很足：为婴儿行完洗礼之后，所有人会围成一圈，聊聊自己“孩子”的近况，有时一聊就是一整晚。
平静的伦敦咖啡屋外景
在这样几乎有些病态的逃避行为中，玛格丽特·克莱普（Margaret Clap）茉莉屋的出现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说起来克莱普（Clap）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亲同性恋的。Clap有梅毒的意思，正是这种传染力极高的疾病组织了某些男人奔赴传统的青楼而转向同性之恋。
克莱普的茉莉屋1724年开业，在两年的营业时间里，表面是咖啡馆的茉莉屋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克莱普在巨大的私密空间里放置了一张张床铺，平均每晚要接待三十多对同性伴侣。与其他茉莉屋不同，克莱普的茉莉屋没有一点妓院的性质，她没有“自己的男孩”，开业的这个地方原本就是自己的住家。她几乎片刻不停地留守在自己的店里，确保顾客的安全，只有为顾客买酒时才会短暂外出。她甚至允许顾客在茉莉屋里长住，但正是这些人在两年后的大扫荡中出卖了克莱普。
玛格丽特·克莱普公开批斗现场
1726年的风纪大扫荡中，克莱普的茉莉屋被捣毁。这位在当时拥有最多gay蜜的女性，这位被亲切地称为克莱普大妈、经常能从感激的顾客里收到礼物的女性，在枷锁中因为受不了群众的辱骂而数度晕倒，又在晕倒后被拖去监狱服刑。她没有瑞格比船长的矫健（瑞格比后来越狱逃到了法国），也没有王室同性恋者的幸运（到最后风纪小组还是不敢轻易碰他们），但她本人和以她为高潮的伦敦同性恋文化，都值得我们回望一眼。
（学者Rictor Norton多年来潜心研究近代伦敦的同性恋文化，本文的大多数材料都来自Norton教授的不懈努力。读者诸君若希望进一步了解，可访问Norton教授的网站http://rictornorto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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